市场经济本身建立于社会分工、商品交换、货币信用的基础之上，供求分离、钱货分离、借贷分离、使用价值与价值分离，存在着广泛的时间差、空间差、主体差、信息差等。
政府监管须要民主政治监督。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出现过长时间滞胀现象，此曾引发了新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
它们通过欠债迫使政府和银行帮助其包装上市，圈取巨额社会资金。社会经济增长10％，而国家财政增长却是30％以上，与强势部门增长速度高度相关。外贸出口增速由去年的24%下降至近期的13%。再增发500亿元核销贷改拨（即原来的拨改贷资金还不起了，又重新改成无偿拨款了）所形成的资金缺口。后期，中方经过长期廉价劳动、廉价资源、廉价商品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那些资源类、能源类大型企业和行业更可直接推动资源、能源等价格上涨。四是直接的权力经济部门，即在市场监管的各领域，由各类监督权力特许的各种经营企业和行业，如运输公司、矿产公司、医药、烟酒公司、旅游专线等等。先制造一项莫须有的罪名，给自由主义经济学贴上小丑或奸臣的脸谱，再将公众的不满与失望引向这个假想敌，接下去进行的是道义而非学理的审判，反正公众已找到泄愤的对象，不再关心事实的真相与逻辑的严密了。
凯恩斯认为市场内在的不稳定性源于野兽精神（AnimalSpirit）支配下的投资波动，为了消除非理性投资冲动造成的繁荣与衰退的循环，他又假想了一个富有人类精神的政府作为救世主。在陆克文总理眼中，与贪婪并列的另一罪恶是金融创新，创新产品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从逻辑上讲，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乃题中应有之义。现代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具有迷惑性，原因之一就是用危机来论证常态下政府干预的合理性。
在大战正酣的1941年，失业率总算降到了一位数——9.9%。现在是终结凯恩斯主义的时候了，是宣告皇帝没有穿衣服的时候了。
（作者：许小年，中欧商学院教授）政府也是理性经济人，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很自然地要利用手中的公器谋求自己的利益。陆先生说，新自由主义政策源于无监管市场至上的核心理论信仰，只有对经济学缺乏基本了解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从1930年代的大萧条、日本1980年代末的泡沫破灭、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今天的全球经济危机，所有这些大动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崩盘之前的异常繁荣，而且十有八九都是信贷支持的繁荣。政府可以为市场交易提供担保，改变游戏规则如限制卖空，向金融机构注资，或者将商业银行国有化，但在采取这些非常措施之前，政府必须做出明确的承诺，一旦金融系统恢复正常，政府将立即退出市场。
在这方面，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就金融企业特别是投资银行的形态而言，合伙人制是否比公众公司更为合适？高管和业务骨干作为合伙制企业的主要股东，与企业共兴衰，在这样的框架下，是否能够更好地平衡金融创新的收益与风险？ 在微观重塑的过程中，政府当然要发挥作用，但它不可以越俎代庖，因为在改善治理机制的谈判中，主体是股东和管理层，治理机制是两者在自愿基础上的博弈结果。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与其说给出了医治经济萧条的药方，不如说它迎合了政治家的需要，使大众饱受折磨的神经与钱袋得到暂时的安慰。为了防止 聪明大脑搞乱货币供应，哈耶克主张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而弗里德曼则坚持货币供应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3%，大致等于GDP的实际增长率。政府应该做的，不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开支，而是解除管制，降低和取消行政性准入壁垒，像十年前的住房改革那样，开发和培育市场，释放需求，依靠13亿民众的力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是临时的和应急的，而不是长久的和常规的，要防止将救火式的政府干预制度化。市场的智慧与能力是有限的，政府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格林斯潘卸任时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央行行长，才过了几个月，就在金融海啸的风暴中变成了危机的罪魁祸首。失业率则在1931年跃升到16.3%后，一直保持在两位数的高位，迟至1940年方从一年前的17.2%降到14.6%。
对于刺激这些国家的需求，凯恩斯主义仍是药不对症。这一制度的优越性显而易见：从根本上避免了货币的滥发和通货膨胀。如果说金融危机是犯罪的结果，那么犯罪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斯密所定义的政府职能包括国防、建立和维护以保护私人产权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以及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加强监管固然不错，是否首先要加强对监管者的监管？ 这次金融危机的确暴露出市场的不完善之处，但解决的思路不是简单的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具体措施也不是想当然的市场失灵靠政府。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联储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间执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科技泡沫和9•11恐怖袭击等重大事件前后，为稳定资本市场而多次大幅减息，形成了世人皆知的 格林斯潘期权。
21世纪的低收入家庭谎报收入，申请次级按揭，购买本来无力负担的房子。细数有史以来的泡沫，哪一个没有大众的参与？郁金香狂热中有农夫的身影。
同样，家庭也必须削减消费，增加储蓄，无力偿还按揭贷款者，不得不丧失他们的房屋。金融市场系统风险的上升是表，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是里。
房屋是再普通不过的商品了，看得见，摸得着，价值的计算也不需要复杂的数学公式，可房地产市场上依然是泡沫不断。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倒是倾向于认为，市场决定的收入比政府决定的收入更加公正，因为前者以自愿为基础，而后者必须借助强制性手段。
与凯恩斯形成对照，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保持了逻辑上的一致性，市场不完美，政府也不完美，非完美政府设计的宏观政策会引发和加剧经济的波动，他们反对少数几个人调控货币供应以操纵市场经济中的最重要价格——利率，哪怕操纵者是中央银行。如果赌博失败，无非奖金少拿一些而已，损失由公司股东和投资者承担。在9•11之后，美联储更将基础利率降到了战后最低的1%，并保持低利率达两年多之久。次按债务人可以拿到政府的补贴，信誉良好和正常还款的家庭得不到任何帮助，这岂不是变相的奖劣惩优？如果确无还款能力，只能破产，正确的政府救助应该是增加破产后的补助，而不是输血以阻止破产的发生。
次级按揭的泛滥产生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得益于美国政府的大力提倡。政府注资商业银行，原有股东的权益就被稀释。
政府要关注市场中的变化，及时总结，及时立法，推广执行。从1933年开始实施的罗斯福 新政并未结束大萧条，新政下的财政开支虽然大幅增加，但没有显示出扭转乾坤的刺激作用。
如何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的购买力？对策不是政府花钱，而是打破僵化体制的束缚，释放民间的能量，激发市场的活力和私人部门的创造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一再地证明了这一点。如同吃了激素的儿童，可以透支营养和体力，在一段时间里加速成长。
从大学的经济学教科书可知，财政政策的作用取决于所谓的乘数效应，政府花一块钱，民间跟着花一块钱，乘数就等于2。市场是不完美的，政府却是完美的。在世界黄金产量不变的情况下，获取黄金的渠道只有国际贸易顺差，贸易盈余国黄金储备即货币供应的增加等于逆差国货币供应的减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保持不变，不会再出现各国中央银行竞相发钞、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局面。郁金香很容易理解吧？一样造成泡沫。
1998年，中国政府推出了财政刺激计划，但真正扭转经济增长下行趋势的，却是同年的住房改革和2001年的加入WTO。除了物质产品，我国企业和家庭对服务的需求还远未得到满足。
陆克文总理钟爱的监管充其量可以当作伤口上的绷带，却永远代替不了刮骨疗毒的治本手术。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完美信息。
政府失灵导致的危机 在文章一开始，陆克文先生就用政治家在选举集会上的常用手法，武断地将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归咎于 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如果投资者自已丧失了控制风险的激励，简单的产品也可能大幅增加系统风险。
